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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其中，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体育赛事作为加快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新质要素，有利于提高跨区域协同合作的全局性（关秋红，2019；Kristiansen et al.，2016；Ribeiro et al.，2025；Walzel et al.，2023）、跨产业融合突破的创新性（尹宏 等，2019；周良君 等，2025）、跨文化交流交往的共识性（陈凯华 等，2024；米银俊，2025a；Wise et al.，2022）、跨生态绿色共赢的长远性（朱洪军，2021；Zhou et al.，2024），是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2025年4月，习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在全国大局中精准定位，加强规划衔接。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在确定发展思路和战略举措时注重体现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这对统筹体育赛事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和区域局势的不断演进，顺应国家重大战略的时代机遇，加快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体育赛事的系统性、联动性与特色性，以体育赛事整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资源，带动粤港澳大湾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幸福产业，提升整个区域综合竞争力等成为一项现实任务。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索体育赛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突破案例。

　　湾区是一个兼具自然意义与社会意义的整合性概念（卢晓中 等，2020）。放眼世界，纽约、旧金山、东京等湾区依靠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业推动，已经建设成为吸引全球资金、技术与人才，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具有全球辐射力与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毛艳华，2025）。观照中国，1994年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对标旧金山提出了“深港湾区”的概念，2009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发布《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提出了“珠江口湾区”的概念，但“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始终未能成形。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出现于国家层面的文件；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由地方性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以珠江三角洲为轴心的区域合作全面升级，我国第一个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图景正式形成。

　　从自然意义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区位优越，三面环山，三面环江，海岸线漫长，港口群良好，海域面积广阔，囊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3个新型都市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串联起经略南海、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的“9＋2”城市群，外延范畴已然成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年鉴编纂委员会，2021）。从社会意义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内涵特征复杂，其本质在于“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促进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因此，“协同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命题。不同于京津冀“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发展导向，以及长三角一体化重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统一”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核心在于如何以有力抓手正确处理和组织粤、港、澳三地的内外关系，为区域正常运转与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在此过程中，合理运用体育赛事这一软性工具，并推动其与制度、经济、文化、生态等关键要素的有效适配，对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米银俊，2025b）。

　　1）主动对接重大国家战略需求，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战略是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实现国家目标的总体方略，也是体育赛事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导向。一方面，体育赛事主动对接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空间支点，以《纲要》为行动指南，努力实现“共同推进大湾区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联合打造一批国际性、区域性品牌赛事”的目标，并以马术活动为突破点，“推进马匹运动及相关产业发展，加强香港与内地在马匹、饲草饲料、兽药、生物制品等进出境检验检疫和通关等方面的合作”，统筹大湾区体育工作，为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体育赛事所承载的多元共治的公共平台、价值引领的文化载体、绿色低碳的实践场域、普惠包容的民生工程等特性与功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相契合，既能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动能，助力民生福祉提升，又能生动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理念共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2）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一国两制”是我国创造性提出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并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宪制构想和政治制度模式。“一国两制”是一种包含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和治国理政的方法哲学，体育赛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就是“一国两制”应用于具体事务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体育赛事有利于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运用公平公正的赛事执裁体系、标准化的成绩认定流程等透明化操作，体育赛事将“一国”原则下的主权统一性与“两制”差异下的治理灵活性有机结合，促进粤港澳三地在国际通用体育规则的“最大公约数”中探寻跨越隔阂与藩篱的路径，奠定规则共识的协作模式下参与主体的互信基础与情感联结，为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契机与平台。另一方面，体育赛事仪式化的临场感构建起具象化的国家叙事空间。升旗仪式、颁奖典礼等意义场景通过国旗、区旗同框等符号展演，将“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转化为可感知的集体记忆，并以赛事举办的“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实现“刚性安全”与“柔性治理”的辩证统一，巩固爱国爱港爱澳的社会基础，从而实现大湾区的长治久安与繁荣稳定。

　　3）全面形成新发展理念和格局，扎实提升区域发展韧性。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发展阶段，体育赛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发展韧性，需以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基本遵循。一方面，体育赛事作为朝阳产业、健康产业、幸福产业的核心业态，能够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新型制优势，将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融入赛事流程，优化大湾区赛事资源跨区域配置；坚持系统观念，衔接大湾区乡村振兴与城市更新规划，缩小区域内城乡与城际发展差距；主动服务大湾区绿色低碳转型需求，助力大湾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绿色目标，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体育赛事能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扣扩大内需的经济战略，围绕大湾区体育产业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与全局性谋划，通过创新赛事消费场景、提升优质供给，强化赛事服务与湾区居民需求的适配性，并依托湾区产业基础，延伸赛事链条，优化区域内体育消费空间布局，进一步释放内需潜能，促进湾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要素的有序流动和有机衔接，构建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湾区发展新格局，增强湾区经济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4）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构筑国际合作交往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我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其中民心相通是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石。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重要交汇点的良好地理方位，一方面，体育赛事能够发挥“话语相通”的共情作用，以国际通用竞赛规则为指导规范，建立独立个体与赛事共同利益之间的具体联系，化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特定地区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障碍，通过身体语言的转译机制与赛事规则的转码机制促进跨越声音的人文交流，增进双边及多边文化传播频次与渠道，建立起文化与文明的对话桥梁，实现文化交融与民心相通（王子朴 等，2017）。另一方面，体育赛事能够减少公共外交领域的冲突壁垒与观念隔阂，改善人文交流被精英和非政府层面对话所取代的窘境，让国际平台的合作与交往从简单化的“精英−大众”二元逻辑模式转化至多元化的“兴趣−代际”内容构造，从而让集体式的形式交流迈入群体式的观念互通，融入当地社群，开展深度体验，以体育赛事为载体传递国家（地区）之间的均衡信息（周庆安 等，2024），实现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理念下走深走实。

　　“赋能”（empower）一词原意指给予权利或权威（Etymonline，2022）。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词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领域（Calvès，2009），含义衍生为个体或者组织依靠实践活动形成对客观环境以及条件的更强控制能力，从而代替无力感的过程（Perkins et al.，1995），换言之，赋能即为获取更大能量和发展空间。区域协同理论和赋能高度同源，该理论主张城市与区域生产关系的空间转变所生成的控制和协调网络关系即为区域协同，其最终目的是基于核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分工合作打破区域壁垒，解决区域主体间的内部矛盾，从而形成区域发展间系统性、整体性、融合性和可持续性的力量（李林威 等，2022）。因此，体育赛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可以视为通过举办各类赛事的实践活动使粤港澳区域具有更强大的发展能量、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深厚的凝聚能力，从孤立扩散走向融合共生的过程，其内在机理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图1）。

　　1）竞赛组织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系统性发展。竞赛组织是对体育赛事进行全面规划、筹备、实施、协调、保障等一系列综合性管理活动部门的统称。大型体育赛事的竞赛组织通常根据项目、宣传、后勤、医疗、财务、志愿者等管理功能的差异设置，并成立统筹各个部门的核心机构组织委员会，中小型赛事则在此基础上精简部门结构、沟通程序与工作人员，以“少数人员承担多数责任”的轻量化组织形态推进赛事运营，组织形式通常表现为单一部门的全盘化操作。竞赛组织作为体育赛事的“大脑”，首先，其以“顺利办赛”的共同目标为统摄，通过技术标准的统一认定和竞赛规程的程序化实施整合粤港澳三地的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等主要竞赛表演人员于一套系统，以动态匹配的形式完善协同治理。其次，竞赛组织以“一赛一地”“一赛多地”“一日多赛”“一日多城”的竞赛日程安排推动赛事在交通、安保、医疗等领域的同步升级与快速对接，消除制度壁垒与部门隔阂，把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效流通固化为湾区日常运行的新范式，助力赛事之城从“办赛”走向“同城”。最后，竞赛组织依托在成绩统计、反、新闻传媒等领域的赛事数据实时共享、实验室联合共建、媒体传播内容共创等合作机制，以“数据一条线、检测一把尺、传播一张网”的精准度、公信度和泛在度为大湾区的机制衔接与系统性运转提供有利环境。

　　2）要素整合驱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性发展。要素整合是大湾区走向整体性发展的基本方略，其方法论精髓是将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的分歧弥合进同步思维，该方法贯穿于区域协同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不表现出独特明显的步骤。面对湾区协同复杂性限制条件的涌现，赛事将松散或关联不强的要素整合到一起，以组织和规划实现帕累托最优，呈现产业端、实体端、空间端在不同层次上的完整结果。首先，在产业要素整合上，赛事作为中间要素可以跨界整合建筑业、通信业、金融业、环保业等上游资源以及餐饮业、零售业、旅游业、会展业、科技创新业等下游产业，形成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到赛后遗产再利用的正外部性链条，促进粤港澳由“赛事共同体”演进为“产业共同体”。其次，在实体要素整合上，赛事以需求为牵引，推动零碳场馆、道路交通、应急医疗、城市公园等重要设施由点成网，将赛时的资源承载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转化为赛后适应能力强、恢复速度快的韧性资源，推进网格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群建设，保障区域协同的安全性。最后，在空间要素整合上，赛事可以利用跨境比赛的线路设计和比赛站点的空间分化，将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启德体育园等关键节点和关键城市串珠成链，形成集赛事和市民生活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走廊，保持人际要素流动的热循环，推动大湾区从赛事协同走向区域协同。

　　3）项目文化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性发展。项目文化作为当今社会最为流行的文化形态之一，具有承载价值观念、传承道德精神、服务区域认同等使命（任海，2024）。体育赛事作为项目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发挥着塑造湾区社会的现代性作用（朱洪军 等，2019）。首先，赛事共享项目符号，重塑湾区认同。赛事以运动项目为符号图腾，将粤港澳三地广泛开展的龙舟、龙狮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自行车、体育舞蹈等现代体育项目融入一体化的竞赛模式，以三地运动员的同场竞技、同场交流、同场互动为基础，构建湾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群体“同根同源”“同宗同族”的心理坐标，强化区域身份认同。其次，赛事打造仪式场景，唤醒共同记忆。赛事以开闭幕式、颁奖仪式、城市路演与社区嘉年华等体育衍生性活动为展演平台，以海洋、珠江、港口等自然共同元素唤醒粤港澳居民共同的生活记忆，将共通的历史图景寓于精心打磨的赛事仪式，以体育节庆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性链式交互织造“流动的意义窗格”，增强三地观众的家国情怀，以及在仪式中渐进式融入祖国发展大局的荣誉感。最后，赛事升华岭南精神，加速湾区共融。开拓包容、灵活变通、务实为生的岭南精神与科学求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高度相似，一脉相承。赛事作为岭南精神与体育精神的交汇场域，同步输出开放、包容、坚韧、求实的价值叙事，以短视频、融媒体等数字科技平台为传播矩阵，沉淀以赛事情景、赛事故事等为背景的创作内容，激励三地青少年、残疾人、老年人等共同融合，加强精神价值的社会性外溢。

　　4）绿色属性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性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全党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行动指南，更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张柯兵，2022）。体育赛事作为绿色实践的关键领域，首先，赛事葆有绿色本质。与碳排放较为集中的行业相比，体育产业在本质上具有绿色的先天优势，能够在办赛、观赛、传播等方面保持更少的碳排放和生态消耗。如大湾区赛事场馆多为既有建筑改造，能耗基线低，从源头削减对高排放化石能源的需求。其次，赛事提倡绿色理念。当前，大湾区处于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生态转型阶段，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原则，体育赛事不仅以贯彻绿色低碳理念、树立环保事业为典范，还将赛事营造为传递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窗口，倡导赛事以融合效应和带动效应增加参与者的绿色认知和绿色意识，为大湾区的正向生态循环奠定人文基础。最后，赛事增进绿色行为。粤港澳大湾区以绿色办赛为指引，从赛事设置端，打造徒步、铁人三项等赛事的生态赛道，将河、湖、湿地等自然风光嵌入参与者的运动历程；从赛事观赏端，鼓励观赛者采用步行、骑行、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以“绿色出行、人走场净”的观赛礼仪减少碳足迹（郭振 等，2025），并通过赛事与植树活动的关联行为提高碳中和效能（广东省体育局，2025）；从赛事消费端，帮助消费者选购减碳跑鞋、再生面料服饰等环保产品，促进体育赛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向协同，推动大湾区可持续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明确指向城市和城市群之间人员、经济、设施等要素的互联互通与交往合作，体育赛事的独特作用与效果为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从政策协议出发，2003年，广东省体育局、香港民政事务局和澳门体育局共同签署了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标志三地的体育交流从民间合作上升到由政府体育部门主导的官方正式层面（彭博，2021）；2022年，《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年）》进一步聚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大湾区开展帆船、冲浪、海钓、潜水等水上项目并以赛事为着力点打造华南户外运动休闲区，助力户外运动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具体而言，大湾区的前沿阵地横琴于2024年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体育事业发展扶持办法》，以政策落地为目标，提出最高800万元的体育赛事活动资金奖励，鼓励琴澳两地联合举办竞技性体育赛事、大型群众体育活动、自主品牌体育赛事，加强体育交流合作，促进琴澳一体化发展。可见，体育赛事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共生效应已经获得国家和地方的决策认同。学术层面，不少学者探索挖掘了体育赛事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系列关注，从体育赛事的合作对接角度强调了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意义（肖婧莹 等，2019；周良君，2025），并着眼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以下简称“十五运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服务国家大局的重要作用，阐明了其对加强粤港澳三地协同治理，创新大湾区联动机制、规则机制、服务机制、科技创新以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影响（高晓波 等，2024；夏力 等，2025；周良君 等，2022）。

　　从实践样态来说，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深化改革的试验田、扩大开放的先行地，湾区建设动力往往来源于政府、市场以及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具有差异化诉求的组织与非组织力量，因而体育赛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也必须回归对政府和市场参与程度的探讨，即从赛事的资源配置主体与治理主体角度出发，剖析三类赛事与大湾区的时空交互与深层作用。本文以“体育赛事”“粤港澳大湾区”为关键词，在百度引擎上搜寻了2019年2月（《纲要》发布）至2024年12月的赛事信息，并结合广东省体育局、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等网站进一步调查赛事具体情况，对不同时间节点的同一赛事、不同赛事站点的同一赛事、不同举办地点的同一赛事进行聚类合并后，筛选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名义开展并实地举行、实际组织方囊括粤港澳三地任一机构及粤港澳三地参赛运动员的体育赛事共计51项。根据卓泽林（2024）对政府与市场力量所形成的极点扩散模式、结构嵌入模式以及生态网络模式的分类，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举办特征，将大湾区办赛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极点扩散模式、政府−市场混合型的结构嵌入模式、市场驱动型的生态网络模式（表1）。3种模式主要表现为：一是极点扩散模式，当政府力量占据办赛主导地位时，体育赛事易于形成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工作机制，以纲领性的主张调动各个赛区、各个项目的组织准备工作，并以标准化和制度化的手段衡量和评估赛事的筹备、举办以及赛后工作的完成效果；二是结构嵌入模式，当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同时进场时，体育赛事往往嵌入跨域产业链和治理结构并存的双层轨道，一方面遵循政府力量的标准与要求，接受政府主体的监管，维护举办权与相关延展权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赛事组织机构将创新链条嵌入赛事开发环节，配合市场增值逻辑，最大化赛事的正面效应；三是生态网络模式，当市场力量占主导时，体育赛事易于通过柔性的规则传导机制形成自组织扩张，并通过多元通路的复制扩散，产生协同开放的创新网络，组织内部的信任、凝聚力与执行力以及主要人物的领导力成为赛事能否持续举行的要因。

　　一方面，在体育赛事衔接配合中，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府角色定位与功能强弱差异显著，组织设置面临挑战（蔡赤萌，2017；O’Boyle et al.，2013）。内地方面，体育赛事管理遵循“制”与“新型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等法律政策引导体育赛事活动的规范性，强化赛事活动组织者的安全保障意识与安全责任认知（施勇 等，2024），以行政许可的方式对体育赛事活动进行宏观调控，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以及资源快速高效地匹配与接洽。港澳方面，港澳地区依循“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传统，政府在自身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受到立法与司法的相互制衡和公众的严格限制，社会从政府之中独立出来，依靠大量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体育赛事在市场自主、社会自洽的基础上运行，赛事组织形式、运作方式、资源配给、资金运转的效率等难以对规模性、系统性的赛事活动实现全局控制和有序调节，组织的理性行动逻辑被赛事的发展扩张所掣肘，“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因角色功能差异难于在赛事组织中实现对应性匹配。例如，2022年及2023年的粤港澳系列赛主办方一直由内地体育部门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担任，2024年后两个非营利性社团组织香港地区体育会联会、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才加入共同主办的序列，其组织属性、权力来源、权力范围与运作模式同内地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并存，公共因素和私法因素相互杂糅的特点，对体育赛事主体权益正当性的维护形成挑战（朱景文，2011）。知识产权方面，三地法律对赛事名称、徽记、旗帜及吉祥物等标志的权利归属、保护范围及侵权认定标准等具有结构性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公共利益导向下的综合规制，大陆法系严格遵循成文法对特殊标志的行政确权路径，英美法系侧重判例法对商业标识的普通法保护，不同法律张力下的赛事品牌维护面临法理逻辑与实践操作的竞合与保护真空。合同违约方面，三地法系的差异对契约精神的统一性表达造成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行政监管介入的特点，大陆法系提倡对公序良俗的考察，英美法系提倡对合同自由的尊崇，赛事违约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计算及救济路径等标准的离散化将扩大商事主体对跨境赛事合规成本的预期估计。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契约成立条件、判断标准的基础上考量集体协商制度的特殊安排，大陆法系重视形式要件的确立，英美法系强调权利与义务交换的法律约束，跨法域劳动规范的非对称性不利于对赛事运动员、工作人员等劳动关系解除条件、经济补偿标准等核心议题的一致判断，从而有碍于大湾区体育赛事一体化人才根基的稳固性。例如，侵权责任认定上，2016年在深圳和香港水域进行的第十届中国杯帆船赛发生香港人防公司“白鲨号”游艇和深圳粤和兴公司“中国杯24号”游艇相撞受损事故，双方均不服广州海事法院对侵权和赔付认定的一审判决，互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历时5年之久，最终依据2021年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自甘风险原则，认为均不得请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案件才予以了结（广东法院网，2022）。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法律思维的主张差异与法律认定的适用难题。

　　1）三地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差异不利于产生高质量互联互通的赛事市场（邓星华 等，2024）。粤港澳大湾区是在3个关税区和3种货币基础上建立的区域市场，关税区的分立导致赛事要素的跨境流动面临政策、监管、申报、认证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从宏观层面打破赛事经济循环的生产与再生产衔接；从中观层面影响赛事链条在旅游业、酒店业、餐饮业、广告业、媒体业、金融业等延伸业态的补链、固链和强链，对赛事经济的供需循环造成阻碍；从微观层面阻碍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便捷流动，削弱要素循环的增长效能。同时，人民币、港元、澳门元的货币区隔对跨境支付主体、跨境支付系统以及跨境结算模式提出更高要求，资金跨境流通的便利性与外汇市场的稳定性成为赛事主体必须优先考虑的累加交易成本。

　　2）区域内部非均衡的时空格局加剧体育赛事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协同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重要时代命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核心城市依托政策红利与市场资本形成了高附加值赛事引进和品牌赛事引领的先发优势，而珠江西岸城市群的赛事供给质量与供给水平则遭遇了经济基础薄弱的物质制约，非均衡的赛事空间分布对湾区协同发展形成阻滞，并催生出两类资源错配现象：一是横向同质化竞争，导致核心城市因赛事定位趋同陷入“内卷化”博弈（郑芒芒 等，2023）。例如，深圳密集举办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等比赛，赛事主题、裁判体系、参赛群体高度重叠，赛事品牌辨识度不足。二是纵向产业链割裂，导致赛事项目与城市禀赋因错位布局造成资源浪费。例如，东莞篮球底蕴浓厚，却尚未因势利导，形成集聚规模的产业延伸链条。

　　3）资源扩散效应减弱不利于激发体育赛事创造性的内生动力和破界能力（冯庆想 等，2023）。湾区内部发展动力趋缓、结构趋窄的副作用阻碍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和有序梯度转移格局的成型。一方面，宏观经济下行周期造成财政资金紧张和实际合作项目相对短缺的市场格局，经济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叠加，加剧市场主体风险规避意识和风险规避行为，使其更倾向于选择安全、成熟、模式稳定的传统体育赛事项目，避免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尝试，不利于创新生态的形成；另一方面，体育赛事资源长时间集中于高梯度的特定区域，强化了赛事组织者对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原始资源的路径依赖，使其更倾向于重复现有模式，扩展合作网络规模和下沉资源破域能力的动力不足，标准化模式中难以生成颠覆性的赛事创新成果。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项目特色赛事在举办1次或2次后中断。

　　1）生态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破坏体育赛事多样化的生长土壤。“绿水青山”不仅是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基础，还是可持续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对将自然禀赋转化为体育势能的赛事实践活动尤为关键。然而，大湾区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群之一，其生态承载能力已逼近阈值，这就意味着体育赛事在举办过程中对山、林、海、岛、湖、温泉、瀑布等地貌形态、气候类型、生态系统的利用将受到更多规则的约束与条件的制约，严苛的入场门槛对户外赛事的项目种类、整体数量与比赛时间造成影响，开展登山、越野跑、徒步、露营、潜水、冲浪、帆船、赛艇、无线电测向等体育赛事活动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评估赛事对自然资源消耗、侵蚀、损害的程度，形成完善的生态修复机制将成为体育部门和环境部门的工作重点。例如，广州市生态环境局（2025）就格外重视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关系。

　　2）空间资源约束的日益趋紧挤压体育赛事可拓展的物理场域。空间资源是体育赛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当前，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中山等城市的土地开发强度已超过30%（梁宝欣 等，2023），城市蔓延与体育用地的刚性矛盾凸显，人类的舒适生存环境受到挤压。在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转变的过程中，功能紧凑、规模紧凑和结构紧凑的城市框架为体育赛事适应城市空间变化提供了新道路。然而，赛事仍需面对物理载体“垂直扩展”或“功能混合”的新生矛盾。一方面，粤港澳核心城市因土地供应不足导致土地成本高企，进而调整赛事场馆配置，或以改建改造旧有场馆的方案替代新建赛事设施。例如，香港《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指出，政府将持续造地，减低建造成本，更好地为市民提供消闲的休憩空间和文娱康乐设施；十五运会的举办地之一广州亦选择投资资金改造体育赛事场馆（李天研，2023）。另一方面，多功能复合型场地虽能缓解用地矛盾，但商业运营权重远高于公益性体育空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市场主导型赛事能否举办的又一变量，并且复合场地在材料构成、性能表现和适用场景方面的普遍性与高水平赛事场馆设施的专业性形成抵牾，对赛事的举办质量以及参赛者的具身体验造成挑战。

　　3）人口红利优势的逐步减退消解体育赛事供需端的活力基柱。马克思（1995）指出，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主体，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目前，大湾区人口结构正经历刘易斯拐点后的系统性嬗变，劳动人口下滑与老龄化攀升的趋势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冲击了体育赛事的行为范式。从供给端来看，劳动力数量的减少造成劳动成本的增高，赛事主体面临压缩服务团队规模或增加服务成本支出的运营压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过程受到升级需求的正向刺激，却也容易发生高端赛事人才“结构性短缺”与一般服务者“选择性冗余”的共存现象，以及老龄化背后的体能限制与知识结构更新等问题推高体育赛事的隐性成本。从需求端来看，传统消费群体的规模萎缩对赛事的市场运营模式提出新要求。新兴群体与传统群体消费偏好的代际差异迫使赛事在体育培训、赛事参与、赛事观摩与赛事旅游等一系列产业活动中主动求变。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也在逐步消解体育赛事的社区黏性，草根体育赛事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功能面临新的秩序重构（李祥林，2023）。

　　如前文所述，体育赛事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动能源自政府、市场以及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3种力量，这3种力量下形成了突破现实挑战的3个典型案例：一是代表极点扩散模式的十五运会。政府力量占主导的十五运会以组织委员会为核心枢纽，通过在政策、规则、体制、机制等方面确立共同目标、达成统一意见的方式向节点城市扩散交通、场馆、人才、环境等赛事资源信息，实现制度势能的传导与共享共治的协同，促进体制机制的对接衔接、保障各主体之间的权益与缓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完善“核心−节点”的梯度整合。二是代表结构嵌入模式的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赛。系列赛运用政府和市场的混合力量，深度依托地域资源禀赋，以赛事规则可复制的模块化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的差异化竞争，以及赛事产业链条的良性发展。三是代表生态网络模式的粤港澳大湾区足球冠军联赛。市场力量为主导的足球联赛催生以社会参与为主体的自组织网络，通过地缘、血缘、亲缘、学缘的纽带关系增强趣缘的共生链接，从而实现对赛事物理空间的适应调配、增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力，刺激内生动力的不足。

　　极点扩散是由一个极点向另一个存在信息、资源、能力等梯度差异的节点转移与均匀分布的现象。在政府主导型体育赛事的区域协同过程中，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具有权威的极化效应与资源的垄断效应，因此其具备了统筹协调赛事多个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组织委员会的扩散效应，即运用信息传递、物资交流、财政金融、交通协作、技术支援、科学文化等手段辐射节点，带动粤港澳协同发展。十五运会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承办的全国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运动会，赛事于2025年11月9—21日在粤港澳三地19个城市开展，通过主题口号“激情全运会，活力大湾区”、吉祥物“喜洋洋、乐融融”以及由象征广东的木棉花、香港的紫荆花、澳门的莲花组成的三花瓣旋转交叠会徽传递大湾区同心同源、深度融合、背靠祖国、绽放世界的生命能量。十五运会的举办有力回应了三地组织设置难、赛事主体权益维护难、生态压力纾解难的“三难”挑战（图2）。

　　1）以组织委员会和常态化联络机制完善组织设置。十五运会的统筹协调既强调上级组织部门的统一部署，又重视节点城市因地制宜的灵活性。一方面，赛会以组织委员会为核心机构，形成了由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任主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任执行主任的中枢机制，通过政策决策、规划制定、资源协调、监督反馈等方式对广东赛区、香港赛区、澳门赛区3个主要城市节点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指挥、领导与控制（黄心豪，2024a）。城市节点利用横向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从十五运会项目设置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善基础设施、竞赛组织、城市更新、志愿培训等有关工作，并宣传推介赛事活动信息，回望赛事经典记忆等。另一方面，粤港澳三地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残联、中央港澳办等单位的指导下，建立了“1＋4”联络机制。“1”是指国家层面的组委会下设的粤港澳工作协调部，“4”是指粤港澳层面的联络会议、首席联络官、联络员、联合工作组4个常态化联络机制（黄心豪，2024b）。在数字赋能下深化智慧管理平台与各类设施、设备和系统的联动，在跨区域智能匹配、远程衔接、协同办公等互助功能的支持下，粤港澳三地有效强化了区域协同办赛的沟通效能与治理效率，实现了联络会议两月一次、首席联络官两周一会、联络员每日沟通、24个联合工作组定期会商的局面，并在跨境赛事、口岸通关、人车证件、食品安全、绿色办赛、赛事日程等六大重点领域达成共识，总结探索出“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的创新举措与“同频沟通、同心决策、同步执行”的协同办赛模式（杜娟，2025）。十五运会组委会以数字平台为基础，以高强度、高密度沟通研判为中介的协同结构，成功破解了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并存情境下三地制度壁垒形成的组织设置与治理难题，有力推动了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以低碳环保理念和绿色靶向行动纾解生态压力。赛事从人与赛事、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三重底线出发，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建设目标，加快粤港澳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张子俊 等，2025）。一方面，赛事始终贯彻“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将绿色低碳的潜在意识深度融入赛事筹办的全过程，计划通过企业赞助、市民捐赠、直接购买碳配额、碳普惠减排量等方式，辅以零碳建筑、近零碳建筑和绿建星级场馆的改造，运用高效多联机系统、新风热回收系统、智慧照明系统、高效电梯系统、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节水系统等的机电减碳和安装太阳能光伏板、使用绿色电能及光储可再生能源、植入绿化藤蔓植物等物理节能举措，最终实现打造首届碳中和全运会的目标（黄心豪，2024c；周婉琪 等，2025）。另一方面，赛事聚焦美丽湾区的城市环境与城市品质建设，以“美丽全运”为纲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通过全域排摸完善对赛事场馆及运动员驻地周边的涉气工业企业、重点用车单位、施工工地、重点交通干线、大型餐饮油烟、加油站和储油库等环境的全要素管控并对其实行大气污染动态监控，同时控制景观用水感官质量、地表水断面水质、饮用水源水质，并对施工工地、商业活动、交通噪声等声污染源及时排查，实现重点区域噪声污染动态清零（广州市生态环境局，2025），以“天蓝、水清、声静”的靶向攻坚行动联合推进“赛事侧”和“城市侧”的美丽建设，有效释放生态环境压力。

　　结构嵌入是嵌入理论的细化分支，由社会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2007）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主要指一个系统有机结合至另一个系统之中或一事物内生于其他事物之中的现象。结构的嵌入既具有中心性，呈现纵横联通的特征；又具有可复制性，易于快速适应不同的社会系统，不断进行自我纠偏，从而完成对新领域的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赛由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于2022年开始举办，起步伊始，赛事面临威胁公共健康的疫情危机反复波折的现实阻碍，在政府调节和市场响应的相互配合下，完成了跆拳道、拳击、柔道、击剑等竞赛项目的比赛组织，2024年香港地区体育会联会、中国澳门体育总会联合会参与到系列赛联合主办的进程中，“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显性与隐性领域共同作用的矩阵优势愈发凸显，其赛事项目与地域文化结合的前瞻性部署，有效回应市场互联互通、同质化竞争与资源错配以及内生动力不足等挑战（图3）。

　　1）规则体系嵌入。大湾区系列赛的规则体系不是法律、法规、规章配套的“硬规则”，而是具备一定规则形态、规范效用，能够实现合规承诺的“软规则”。软规则的实施不仅为系列赛各个种类竞赛项目的组织施行奠定了清晰的框架结构，还从具体问题、具体环境、具体情景的实践论层面出发，为赛事的灵活应变、快速响应以及赓续前行创造了转换余地。就系列赛的办赛主体和参赛主体而言，一方面，赛事初期由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牵头，社会、企业作为协办方或支持方参与赛事全过程，并为赛事提供资金捐赠与赞助。2024年香港、澳门的体育社团加入联合主办序列后，顶层设计实现了“三足鼎立”的组织格局。另一方面，参赛主体在社会探索下不断拓展规则边界，适应形势变化，进而重组最优配置。赛事早期，参赛主体以广东省内运动员为主，港澳队伍和运动员为辅，经过几年经营，赛事逐渐形成了走出大湾区、面向世界的开放格局，湾区外的其他省市运动员和国际运动员均有机会受邀参与大湾区系列赛，参赛者范围日臻扩大，利益相关者结构愈显清晰，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互联互通更加顺畅有序。

　　2）空间文化嵌入。空间并不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Foucault，1980），地理空间因山、水、湖泊、森林的自然汇集以及人类的流动、安置、迁移等社会实践活动而始终存在，并被赋予“想象的意义”。大湾区系列赛对竞赛空间的遴选遵循物质基础与项目规律并重的原则。首先，地理空间与项目文化存在双向建构关系。一方面，城市的公共体育设施和自然资源禀赋不仅为赛事的举行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支撑，还为运动项目的传播与推广提供了独特的展演平台；另一方面，体育赛事通过自身的竞技组织与互动实现了故事内容的再生产，重塑了地理空间的功能与关系，如粤港澳大湾区匹克球公开赛就将单一功能的网球空间转变为跨境体育社交的融合场域，推动“物理空间”向“关系空间”跃迁。其次，空间的流动性赋予了项目现代性扩张的权力。大湾区系列赛通过“轮值制度”与“多站共办”等模式建立了“流动的赛事空间”，运用赛事标准化流程的技术扩散与空间轮换突破项目区隔的市场边界，从而加速了项目文化的传播。例如，设置多个城市站点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自行车联赛、每年更换举办地的粤港澳大湾区霹雳舞公开赛等，均通过赛事与多个城市的深度联结丰富了赛事的生命周期与生命历程，从而矫正资源错配方向，从“同质化竞争”迈向“均质化协同”。

　　3）品牌符号嵌入。联合打造一批国际性、区域性品牌赛事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共同推进大湾区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品牌名称、以孕育自珠江口的中华白海豚“湾宝”为品牌吉祥物（彭博，2023），大湾区系列赛运用听觉与视觉相结合的符号编码艺术将分散化的项目竞赛类型嵌入结构化的品牌图景，塑造了一个灵动自然的品牌形象，为进一步发挥赛事品牌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协调力等筑实根基。一方面，品牌符号作为易于被感知、被理解的要素概念，其将抽象化的赛事蓝图与愿景运用具象化的叙事手法加以呈现，突出了赛事对促进三地融合交流，推动粤港澳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品牌符号作为品牌信息的载体，其既具有展现赛事起源和历史进程，诉说赛事亲环境、亲环保等生态理念的使命，又具有与受众沟通交流、达成共识，促进赛事参与者进行口碑传播以及表达品牌忠诚的效果，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赛拓张规模、增强市场内生动力的关键。

　　生态网络是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围绕共同的价值理念、知识志趣等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传递和捕获新兴价值的一种链路模式，多方参与、协同互惠、资源共享的特点决定了网络的结构形态与功能稳定性。肇始于2018年的粤港澳大湾区足球冠军联赛，是由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文化传播委员会和广东省民间足球促进会自发性联合举办的跨年度足球赛事，该联赛覆盖大湾区9＋2城市群以及足球之乡梅州，其系统内部动态演化的过程呈现出自组织的行为特征，表现为能够在不受外部指令和干预的情况下，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自动地形成有序形态，体现对生态网络的路径依赖，即联赛的每一次联结和循环都是对特定生态路径的反馈。这些路径不仅反映了联赛的组织状态，也响应了外部环境变化的需要，对回应空间资源的约束、人口红利的衰退以及内生动力的不足等挑战具有强烈影响（图4）。

　　1）非平衡的组织状态应对环境资源变化。非平衡态是一种组织内部变量伴随时间变化，通过“涨落”现象与社会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等交换，形成物理的宏观流动，吸收负熵，以抵消系统不可避免的熵增，从而促进组织的自创生网络从无序混沌状态变为稳定有序结构的组织形态，其中“涨落”具有普遍性，是自组织的重要动力来源（许立达 等，2011）。在粤港澳大湾区足球冠军联赛中，由成员个体自发形成的联赛组织往往呈现出典型的非平衡态特征，这类组织通过参赛队伍的扩容、竞赛形式的修正、赞助商的更替、场地设施的开发与择选等形成“涨落”调节，以适度的流动性避免赛事系统的内部僵化，以敏锐的区域市场意识充分应对社会环境的发展。例如，2018年创赛之初，联赛采用常规赛主客场循环积分制和季后赛主客场淘汰制，疫情后，赛事组委会采取灵活的赛程和赛制以及适时办赛的策略推动赛事进程，在2023年重启时转型为赛会制，将赛事资源集中于东莞滨海湾新区，通过集约化运营吸收新的负熵流以响应内外变局，解决赛事空间资源受限等危机（唐贵江 等，2025）。

　　2）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增强成员情感联结。相较于线性的相互作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加总之后的叠加效应，而是通过自组织成员之间场上和场下的行为互动加强情感累积的放大效应和情感传导的级联效应，引发系统内部的质变，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呈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涌现性结局。一方面，赛场上的竞技协作促进成员的情感增值。体育比赛的本质目的是竞技争胜，虽然足球联赛的生活性淡化了竞技比赛的激烈程度，但是赛事基本的规则以及团队项目的对抗形式仍然为参赛成员提供了不确定性的比赛环境，促使场上成员之间必须通过协同配合争取胜利。这一过程中，成员之间的肢体、言语等互动通过激活大脑奖赏回路，生成内啡肽等愉悦物质促进成员之间的情感递增，进而衍生出组织认同、组织忠诚等更为复杂的高级情感（邓荣华 等，2003）。另一方面，赛场外的多元交往促进成员的情感迭代。组织者与参与者是足球联赛成功举办的重要角色。联赛组织者通过与不同参赛队伍等主体的沟通交往，在社会复杂环境的发展中不断调试，以满足各方的需求和期望；参与者通过联赛平台拓展自身社交网络，获取有意义的信息元素，并将赛场上的比赛情谊转化为赛场下的事业互惠与生活互助，从而实现组织成员间的情感更迭，推动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促进“人口红利”向“人力”的积极转换。

　　3）正反馈的因果回路扩大网络循环增益。正反馈是一种由“输入—处理—输出—增强输入—更强输出”构成的网络回路之间自我强化的动态过程，它通过因果联系的同向连续变化，打破原有平衡，促使自组织脱离“混沌”的熵增状态，同时，正反馈的每一次循环都会基于“增益叠加效应”对联赛内部的交互作用和对外传播力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联赛成员通过正反馈的循环机制增进身心健康。足球联赛周期性的赛程设置，本质是通过规律化的身体活动提升参与者体质与健康水平，满足其自然属性需求，而参与者获得的健康保障、良好体态等结果又构成正反馈中的“强化信号”，进一步激发其后续赛事的参与意愿，最终实现对人的生命周期、生活周期运动保障的持续供给。另一方面，联赛组织通过正反馈的循环效益实现自我优化。随着联赛成员的增加和联赛影响力的扩大，联赛组织的社会价值得以增强，进而吸引赞助商、政府、媒体等主体的更多关注与资源倾斜。这些资源作为正反馈中的“输入强化因子”，可直接作用于足球联赛场地设施的改善、赛事质量的提高、组织运作的完备以及辐射力度的增强等，并最终通过循环累进促成联赛资本积累，进一步唤醒市场内生动力，形成“规模扩张—资源集聚—质量提升—规模再扩张”的自我优化式正反馈闭环。

　　新区域主义背景下，非正式政府机构在公共行为、合作、谈判等方面自愿灵活的机制对现有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适应改造，打破原来的“空间−权力”关系，在不同尺度上不断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过程为尺度重组提供了新型权力结构关系。要将跨区域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好的管治”工具，首先，需树立府际合作意识，培育府际合作的信任关系。赛事的联合举办不仅可以打破地方政府间的行政壁垒，增强区域合作意识，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还能加强各地政府部门间的相互联系，增进彼此了解，夯实信任基石。其次，需明确府际权责关系，革新府际合作的治理结构。体育赛事的联合举办不仅需要坚持纵向层级间的统一领导，还需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理顺跨域体育系统的责权划分，发挥其他部门的协同责任，以“行政耦合”强化合作模式的创新。例如，赛事部门之间建立沟通协调机制的府际联系方式可以作为典型案例迁移至大湾区的其他具体公共事务，确保各方执行过程中的权责明晰与合作效率。再者，需推广数字信息技术，加强府际合作的能力建设。数字化转型为区域体育赛事的组织和管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在府际合作的其他规模化项目中也可以充分考虑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数字技术，提高办公智能化水平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协作能力，为决策部门的信息搜集与广泛传播提供便利。最后，需完善规则衔接机制，构建府际合作的制度保障。府际合作的基础在于跨区域议题符合地方事权范围，并且针对这一地方性公共事务具有合作治理的经验。粤港澳三地联合办赛的治理经验可以作为借鉴参照，完善三地技术性协同的相关程序与规则，发挥软制度的保障作用，促进府际合作规范化和常态化，共建互利共赢的一流湾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的关键。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大湾区拥有优良的市场基础制度与经济运行条件，体育赛事作为一种新质要素投入湾区建设，对科学揭示和辩证认识市场有效和市场活力的关系具有深刻含义。首先，需建设国际体育科技创新中心，助推湾区向“新”提“质”。大湾区经济和科技的竞合关系是影响粤港澳互动强度的主要因素（刘毅 等，2019）。以赛事为中心，依托粤港澳高校集群的科研保障与服务能力，吸引全球体育科技企业和人才，湾区可以建成集运动、训练、康复、尖端装备制造为一体的国际体育科创中心，强化科技服务要素保障，提升科技服务供给质量，促进体育科技市场升级，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次，需准确把握城市定位，开辟错位发展新赛道。错位发展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并充分发挥区域城市的比较优势，走特色化、差异化的赛事发展之路，摸清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的显性“家底”，以及人文积淀、生态环境、营商环境、社会治理效能等隐性“家底”，推动赛事价值链延伸、供应链稳固、创新链激活，形成以赛事拓宽城市经济赛道的有力保障。再者，需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激发全域消费生命力。赛事作为一种节庆活动具有吸引外生流量的天然特质，消费场景可以根据赛事周期和文旅商领域的破界融合持续更新，激发民众消费热情，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内需，释放多样化、特色化的消费潜力，消弭市场冗赘成本。最后，需深化体育产业供给侧改革，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赛事举办要从供给端打破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通的障碍，以增量促存量调整，消除内部循环不畅通、分割化和碎片化等现象，以畅通的国内大循环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使要素在大湾区市场自由流动，保证优质湾区的经济健康。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赛事作为文化活动的重要表征形式，对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聚合大湾区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和一致性，共建“粤港澳体育湾区”的中国范式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湾区发展中，首先，需深化认识区域体育文化价值，共同打造粤港澳赛事品牌标识（林剑，2025）。东南沿海相近的海洋文化传统是粤港澳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的重要结果，也是弥合因区域制度分立而被分割的生活空间和治理空间的重要基石。以地理文化、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为联系，粤港澳可以充分发挥三地各自的经验与国际资源，联合申办国际赛事；共同谋划引进足球、篮球、网球等高水平国际大型赛事；共同探索举办世界性综合性运动会的合作机制；共同打造一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赛，以此强化区域体育品牌建设。其次，需深化认知区域赛事活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加强区域凝聚力。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赛事活动应以区域群众基础良好的传统体育项目、民俗体育活动以及现代竞技体育为切入口，加强体育赛事对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等居民的包容性与开放度，加深居民对不同文化情境的理解与尊重。再者，需深化认可体育赛事对区域发展的积极贡献，培育区域感染力。认可是正向激励与反馈机制的重要一环，对因果回路的链式结构具有增强效果。体育赛事可以运用语言、仪式、媒体等工具不断强化和重构三地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系，用地理场所与精神场所相呼应的二元形式建构集体记忆“锚点”，通过赛事叙事化的表达方式加深民众对区域赛事的认可度与向心力。最后，需深化认同体育赛事对区域合作的桥梁作用，增强区域归属感。“我与大湾区”和“大湾区与我”的二重性关系，是人的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相结合形成的完整区域认同。在此过程中，体育赛事可以作为“点对点”的重要媒介，通过地缘、人文和利益的紧密连接，为区域内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展示、交流与融合的契机，助力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形成区域共同体意识，塑造开放包容的体育湾区。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全面建设宜居宜养美丽湾区的重要一步。体育赛事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涉及的各个方面均已嵌入社会生态环保系统，因此，以整体性视角关照体育赛事与美丽湾区的布局尤为重要。首先，需践行绿色办赛理念，融入绿色发展主旋律。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体育赛事应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于赛事筹备、赛事组织、赛事举办、遗产管理等全过程环节，从场馆建设、赛事采购、赛事物流、赛事运营等全方位出发，综合考虑与评估赛事的环境影响，优先采用清洁技术和服务，促进赛事全周期的绿色运行。其次，需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开启绿色转型新篇章。资源利用高效化、环境损害最小化是体育赛事由内向外绿色转型的核心环节。因此，赛事应注重运用再生能源、再生材料、再生装备等环保要素促进赛事资源利用的低碳化、生态化和可持续化；从水、空气、土地消耗强度等方面入手，减少赛事资源投入，加强赛事污染源防护，因地制宜扩展绿色生态增量空间，增加区域“绿色家底”。再者，需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引领绿色行动新风尚。体育赛事应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功能，通过赛事媒体矩阵、赛事官方渠道、赛事周边活动等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普及与传播绿色生活理念，提高赛事利益相关者的低碳环保意识，以碳普惠机制培养赛事参与者的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亲环境行为，树立绿色健康风尚。最后，需推动循环经济实践，创新可持续发展路径。体育赛事应勇于创新求变，从以规模驱动的扩张型发展模式转化为以循环经济驱动的可持续型发展模式，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为重点任务，以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公众参与为保障措施，推动循环经济与赛事绿色效应相融合，实现建设宜居宜养美丽湾区的共同愿景。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习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体育赛事作为维系湾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运行的重要纽带，是统筹推进湾区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一域”与“全局”辩证关系的有力抓手与着力点，对破解湾区内部体制机制壁垒、经济增长极式微和可持续动能衰减的挑战意义深远。以十五运会、粤港澳大湾区系列赛、粤港澳大湾区足球冠军联赛等典型案例为借鉴，粤港澳大湾区必将在体育赛事赋能协同发展的道路上形成优势互补、协作共赢的新局面。未来相关研究可从跨区域联合办赛的创新模式、体育赛事服务湾区发展的联动效应等方面切实探索，进一步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融合与可持续繁荣，为高质量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